四位互联网企业负责人热议“大流量”“正能量”：技术向善 汇聚“善流”******

　　“目前，在B站有超过200万中国风作品。过去一年，观看此类视频的人有1.36亿。我们自己也会制作一些和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比如，《花好月圆夜》《舞千年》等。”在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内容论坛期间，哔哩哔哩董事长兼CEO陈睿说，B站的UP主大部分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去年他用四个词来形容B站的UP主：年轻、有才华、有创意和正能量。

　　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东省委网信委主办，以“发展与秩序：让大流量澎湃正能量”为主题。在陈睿看来，主旋律、正能量的内容需要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播，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语来传播。传统文化要让年轻人演绎和参与，这样才有生命力。“如果年轻人都不喜欢传统文化，恐怕再过几十年，传统文化就要进博物馆了。”

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在广州举行

　　本次论坛还设置了技术、内容、责任、产业、大湾区五个平行论坛，分别围绕“创新：技术赋能”“传播：塑造价值”“责任：共治共享”“发展：行稳致远”“大湾区：一网相联”等主题展开研讨交流，碰撞思想火花。期间，腾讯公司副总裁陈勇也表示，近十年里，正能量不断深入人心，成为砥砺奋进的时代符号；媒体融合也在加速，全媒体的传播技术和内容创新精彩纷呈，一大批精品力作成为传播过亿的爆款，为正能量传播注入了澎湃动力。

　　在陈勇看来，流量如同一枚硬币，一面是网民对平台的信任，另一面是平台严肃的责任和庄严的使命。与大流量相伴相随的，是时代的使命，是向善的选择，是用户和社会的价值依归。只有不断创新技术、内容与用户之间的连接形态，不断丰富连接场景，才能推动正能量的流量生态走向壮大。

字节跳动展台工作人员在展示VR技术体验

　　“未来的世界是靠数智、算力、算法驱动的世界。”产业论坛上，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云研究院院长肖利华表示，整个媒体发展过程和ICT技术（信息、通信和技术的组合），包括云技术，都在同步往前发展。

　　肖利华认为，媒体产业在数字技术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创新，核心是五个方面：一是计算，视频、图片在传输、存储、计算过程中会有一系列大的变化；二是数据，在大数据时代怎样将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高效精准匹配会有很大变化；三是AI生产过程中会大幅度改变媒体；四是端，在云网端一体化、媒体元宇宙的时代，创新一定会加速整个过程；五是安全，安全是底线，必须要守住。

　　“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了数字经济崛起，互联网已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实体经济的数字化、产业价值链的重塑，正在诞生越来越多的新业态新模式。”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内容安全委员会主席杨远熙说。

　　“数字经济深刻影响了各行各业，是挑战，更是机会。”在杨远熙看来，数字经济在重塑物理空间和实体经济，也同时在打造一个更大的数字空间。他认为，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需要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以实现传播效率的最大化和传播效果的最优化。（文/图 记者 姚坤森 李政葳 潘迪）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